“中国式”邻避运动核心议题探析—基于民意视角

【引言】今年五月四日，上海、昆明两地再次爆发环境抗争事件———反对污染性项目在当地上马。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据《２０１２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５０％；伴随着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大量兴建，其垃圾处理厂、核电站等给周围居民带来负外部效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的“邻避设施”① 也大量出现。尽管上述邻避设施的选址通常会遵循“最小抵抗路径”（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ｌｅａｓ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② 原则。但是由于民众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并普遍认为“伴随着阶层地位的不平等，邻避设施的修建也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逻辑”，③ 所以，抵制邻避设施的抗争行为还是不断出现，这些抗争行为即邻避运动。邻避运动，也称为邻避效应，其主要涵义是：在某一区域内所建立的设施为大部分居民带来利益，但是设施周边居民却承受设施带来的不良后果，从而引发这部分居民的抗争行为。邻避效应的核心理念即民众的邻避情结———“莫在我家后院”（Ｎｏｔ　ｉｎ　ｍｙ　ｂａｃｋｙａｒｄ）ＮＩＭＢＹ④，该概念由ＯＨａｒｅ⑤ 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首次提出，并且一度成为美国民众的生活哲学，以至于美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被《纽约时报》称之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邻避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