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级化网络治理: 多层级村庄自治架构及其运行机制—基于秭归“幸福村落”的调查

【引言】自2006 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以来，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基层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术界对此展开了讨论和研究，学者们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呈现出日渐走向网络化治理( 亦称“协同治理”) 的发展趋势。郑巧等从服务性政府建构的角度，阐述了协同治理的内在价值诉求，指出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组织是实现协同治理的理想路径之一［1］。陈剩勇等将网络化治理表述为，主张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作为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在制度化的治理结构中，为实现一定的公共价值而采取联合行动［2］。孙健等研究了网络化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意义及途径［3］。田星亮考察了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作为核心主体的政府、参与主体的企业和作为第三种力量的非政府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4］。柏骏则十分关注网络化治理中多元主体间交流互动的形成问题，并指出了这种交流互动的形成条件和关键性议题［5］。这些研究从较为宏观的层面为我们了解网络化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很快便被用于基层治理的实践和研究。学者们也将基层网络化治理置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公共服务建设的背景下进行论述。汪锦军等通过对浙江长兴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调查研究，指出了推进村民参与对于公共建设的重要性［6］。钟涨宝等探讨了社会转型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7］。李勇华从基层政府治理创新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入手，主张当前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当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8］。龚维斌对当前全国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经验进行了总结，发现社区化、组织化依然是当前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方面［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