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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同时,我国洪涝灾害的发生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日益严重。近50 年特别是90 年代我国洪涝灾害的发生尤为严重,发生次数是80 年代的2.4 倍,进入21 世纪这一趋势并未显著减缓[1-2]。全国洪涝灾害导致的年均农作物成灾面积从20 世纪50 年代的460 万hm2 增加到90 年代的900 多万hm2,2000 年以来达到650 万hm2[3]。1988 年到2004 年,洪涝灾害造成的农作物年平均直接经济损失为512 亿元; 2000 年到2010 年高达989 亿元[4-5]。过去20 年( 1990—2010 年) ,洪涝灾害造成的年均直接经济损失为1 238亿元,约占GDP 的0.9%[3,6],年因洪涝灾导致的死亡人口有2 700多个,倒塌房屋204 万间[4]。为了减缓洪涝等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的影响,如何提高农业生产者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得到了学术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表明,通过采用一些工程( 如修建排水系统、修建水库和大坝等防汛设施)或非工程类措施( 如调整作物种植制度、选育作物品种或购买作物保险等) 可有效提高农业适应气候变化及其风险( 如洪涝风险) 的能力[10-11]; 。然而,农户适应措施的采用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其中,预警信息提供是影响农户适应措施采用的重要因素之一[7-9]。例如,在非洲加纳的一项研究表明,抗洪预警信息的提供会影响当地社区居民的适应性决策行为; 从而可有效减少洪涝对当地生产和生活造成的经济损失[8]。世行的一项报告表明,预警信息提供可以给全球带来4 到36 美元的收益,益本比的比例在4 到35 之间[10]。除了预警信息提供外,农户适应性措施的采用也受到制度政策、社会资本及农户和社区的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11-14]。在防洪适应措施采用的研究方面,尽管得到了关注,但国内外学者主要是总结了各种可能的工程和非工程性适应措施[15-18]; 采用定量方法来分析预警信息提供及其它因素对农户适应性措施采用的研究还十分有限[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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