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记作者与传记真实的关系

【引言】古代学者在强调传记真实性的同时，亦对古代传记失真的原因作了深入的探讨。其中，明代学者方孝孺就此问题作了较为集中的研究与分析，其《晋论》上篇有云:书不可尽信也，而记载之词为尤甚。同时而仕，同堂而语，十人书之，则其事各异。盖闻有详略，辞有工拙，而意之所向，好恶不同，以好恶之私，持不审之论，而其词又不足以发之，能不失其真者鲜矣。况于世之相远或数百年，耳不闻其言，目不睹其事，身不预当时之得失，意揣心构，以补其所不足，而增其所不备; 或有所畏而不敢直书，或有旧恩怨而过为毁誉，或务奇炫博而信传闻之辞，或欲骇人之视听而驾为浮辨。自左氏、司马迁、班固不能免乎此弊，况世之庸史，其能传信而不诬哉? 苟不因人君之贤否以考其政之治乱，因行事之忠诈以定其人之功罪，而欲尽信史之言，则奸邪或幸免而无所惩，豪杰之士咸有遗恨矣。［1］方孝孺所谓的史传失真的原因，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 第一，历史人物传记大多为后人所撰，而后人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来源于前人，而前人在记录时，由于详略、好恶、评价等方面的不同，就同一件事亦会有不同的记载和评论，传记写作所凭借的原始材料就已失真，这就造成了传记文学“能不失其真者鲜矣”的状况。第二，传记作者离传主的时代太远，无法亲眼目睹传主的为人行事，自然就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之处。为此，有些传记作家就凭自己的“意揣心构”来加以补充，这必然会造成传记失真。第三，当归因于传记作者个人品行。或因害怕而不敢直书其事，或出于个人恩怨而有意作假，或为务奇炫博而取材不精，或为追求骇人听闻的效果而多作浮词。第四，与传主有无子孙后代有关。传主的品行再好，如果没有代替他写传做宣传，那么他的善言懿行也就不会得到发扬光大; 反之，即便他是奸雄，如果他有后代，而且这个后代还是有权有势之人，那么他的恶行极有可能会被隐瞒，甚至还会有不少溢美之词。方孝孺的这些论述，都是切中肯綮，言之成理的。而以上四个原因，前三个都与传记作者有关，由此可见，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与传记作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