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假传的文体特点

【引言】传记，即以记载人物言行事迹为主要内容的文体样式，根据记载对象或形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说:“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 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而对于传记的类型，其认为大体有四:“一曰史传( 有正、变二体) ，二曰家传，三曰托传，四曰假传。”［1］明代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罗列了七种史传体: “按传之品有七: 一曰史传，二曰私传，三曰家传，四曰自传，五曰托传，六曰寓传，七曰假传。”［2］所以除了以记载人物为主的史传、家传、托传等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的传记形式———假传。所谓“假传”，就是借鉴史书人物传的写作手法为器、物作传，并寄寓作者一定的创作观念和社会理想。“假传”滥觞于唐代韩愈的《毛颖传》。《毛颖传》以记载人物传记的写作形式为“毛笔”这一物品立传，全文以史传笔法介绍了毛颖的家族、籍贯、出身，以及毛颖入宫受用，得幸升迁，最后老而失宠被弃的仕宦经历，篇末还有太史公的议论，文章以嬉笑幽默的笔触抨击了统治者的“刻薄寡恩”，渲泄其怀才不遇的愤恨。韩愈在游戏笔墨之下寄寓了深沉的政治感慨，使文章不仅具有文学的娱乐功能，而且还有“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3］的审美效果，包含了气盛言直、幽默诙谐的美学风格。自《毛颖传》之后，假传作品大量涌现，仅明代的假传作品就有200 多篇; 所传物品也是五花八门。一方面，假传记载的范围扩展到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物品，记载的对象大多是文人士大夫的书斋必备物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例如苏轼《万石君罗文传》、洪刍《陶泓传》、徐珊《太钝生传》为“砚”立传; 李纲《方城侯传》、陈造《蕲处士传》为“棋局”立传; 秦观《清和先生传》、唐庚《陆婿传》、刘跂《玉友传》、任士林《真一先生传》、刘启元《陆生传》、林金《曲蘖生传》为“酒”立传; 刘子翚《苍庭筠传》、杨维桢《抱节君传》、洪璐《管若虚传》、宋琬《竹尊者传》为“竹”立传; 邢良厚《黄华传》、马揖《蘜先生传》、杨维桢《黄华先生传》为“菊”立传等。除了文人的日常生活用品，明代的一些假传还巧立名目，为一些日常生活中人们深恶痛绝的老鼠、跳蚤等立传，如胡文焕《玉衡侯传》为老鼠立传，陶泽《欧阳憎传》为蝇立传，《辛螫传》为蚊立传，《混沌迟传》为虱立传，《毛隐传》为蚤立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