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生态学与翻译伦理学对译者定位之比较研究

学科发展如果“各自为政地进行探索,往往影响总体研究的成效” [1 ] ,因此,许多学科的发展往往借鉴其他学科的发展成果,翻译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纵观翻译历史,翻译学在发展过程中借鉴过文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翻译生态学和翻译伦理学便是翻译学分别结合生态学和伦理学发展的结晶。生态学和伦理学虽为不同学科,但二者研究领域有相当的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天人”思想用拟人的形态解释天变和人事的关系,将人类当作自然界的一个有机构成,着眼于他们之间的相通相应,从伦理的视角观察自然,“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 [2 ]。尽管自然与人类,生态与伦理各自独立发展的二元对立思想在西方世界盛行多年,但随着“人类对自身所造成的,严重威胁自身生存的生态环境危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反思,一种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政治伦理观” [3 ]在西方世界逐渐兴起并蔚然成风,并最终导致了生态伦理学在西方世界的建立。翻译生态学“在中国学者提出之前是`世界上原本没有的东西’ ” [4 ]5 ,翻译伦理学源于西方,于20世纪90年代末被引进国内学界。与生态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类似,翻译伦理学和翻译生态学之间也有共性和差异性,将两者进行对比研究,明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不仅可以完善翻译生态学理论(翻译生态学诞生于翻译伦理学之后,其发展借鉴了西方翻译伦理学理论的成果) ,还可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透视西方翻译伦理学理念,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翻译伦理学。